他们不以普适于人类的抽象原则作为思考政治的出发点，而是从具体的历史中寻找规范政治生活的可靠原则，这也是保守主义最不同于古典政治学的一面。

然而，网络平台的优势及其提供的便利性也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主要是牺牲隐私，[4] 人类正在成为不断向各种平台被动提交各种数据的数据人[5]，而互联网平台则通过算法获取大量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动态数据，拥有大量数据的大型互联网科技平台甚至提供另外一种有别于市场治理的方式，即数据治理。[19] 陈永伟：《什么是互联网平台垄断？》，《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

然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应如何解决实践中的数据治理利益平衡难题呢？破解的关键在于实现数据的场景性公正，确立数据的场景化保护，将个人隐私相对黑箱化，从而制约平台的权力滥用。[10]以上这些都会改变传统的治理模式，赋予网络平台更多的自治选择权。（本文系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项目数据风管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IDH3457009。[29] 张凌寒：《权力之治：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规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70页。互联网平台具有信息化、数字化、规模大、影响广、外部性等诸多特点，数据争端具有发散性，可能影响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需要根据网络平台内部的数据，提出个性化的争端解决方案。

其一，调整各治理主体所承担职能之间的关系，可以间接地改变空间内被规制主体滥用、限制竞争的行为，例如，德国联邦卡特尔局（Federal Cartel Office） 在判定Facebook行为违法后，并未采取拆分或资金处罚的方式，而是按照《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的相关条款，委托德国政府的经济数据主管部门监管该平台的相关行为，后者基于改变行为的目的，没有对平台处以任何罚款，而是要求其提交一份数据合规计划。[3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北京、广州、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案件??（九）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三是农用地权益的法治保障，包括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以及农业产业发展中的土地权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目前，亟需政府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保障权益救济渠道的畅通。这需要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来盘活土地存量，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资产。同时，从既有的农业人口中培育所谓的新型农民。

第三，内生社会资本驱动。上述一系列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作出阶段性谋划，细化实化了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部署了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

[2]其范围十分广泛，包含乡村的方方面面。这是一种城乡二元家庭结构。乡村振兴的具体事务，包括村庄规划、农田整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村庄集体经济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乡村社会文明建设、弱势群体帮扶等。《乡村振兴促进法》第53条规定，国家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农村倾斜，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发展的土地权益如何惠及农民，农民的土地权益如何在乡村振兴中依法实现。当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成功，可以举家进城安居，就完成了城镇化过程。如何通过积极的治理行为实现乡村振兴权益有效实现，通过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畅通多元纠纷解决渠道，有效保护合法权益。禁止违背农村村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村村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村村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村村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2）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益。积极权利是依赖他人的积极行为才能实现的权利，诸如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权等。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规定，村庄中的公益事业兴办和重要公共事务，都需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属于自治范畴，缺乏强制执行力，这使得村务民主治理变得十分复杂。

村级民主治理的法治保障需要面对这些具体症结。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完善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政策，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优先保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用地。有些措施还可能同时强化两个方面的能力。此后中央政策不断推进。[8]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宅基地的实际效用和居住属性不再凸显，财产权益兑现具有现实基础，通过流转交易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变现财产权利。不同的农民群体基于经济收入、家计模式、家庭周期等差异而有不同的土地需求，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态度必然有所差异。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赋予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整合现有执法力量和资源。

乡村振兴就是要逐渐打破公共服务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均衡现象。《规划》鼓励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提下，允许县级政府通过村土地利用规划调整优化村庄用地布局，有效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地。

外生型民间组织以特定的社会群体为发展和受益主体，对于乡村社会的受益者而言是自外而内的，其服务于受益者的行为往往同时带有宣传和倡导的目的，伴随着特定的社会政策目标，意图从某个角度推动社会发展。（5）乡村振兴中各种事务的落地，多与村级民主治理密切相关，因此法治促进乡村振兴，就需要重视村级民主治理的法治保障。

因为对于拒绝筹资的村民，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没法强制执行，乡镇政府也没法强制执行，村民自治制度不能为民主决策提供法律强制力。[11]赵燕菁：《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1期，第3页。当农民和其他农村社会主体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有效的救济。农村土地权益的实现始终需要面对土地细碎化的现实，回应村民合作的问题。

乡村有效执行的能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上级政策目的或项目目标的准确理解，这表明政令在行政体制内得到有效传递。规模经营既是小农实现发展的手段，也成为政府发展农业产业的模式。

西达·斯考切波提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施政策以实现其目标的各种能力，主权完整、对特定领土稳定的行政-军事控制、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丰富的财政条件是国家能力的基础。十四五规划提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202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称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这符合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趋势。

受制度约束，可用于产业发展的农村建设用地的来源不多，从宅基地管理中寻找空间成为政策调控和乡村发展的方向。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这种模式应当既让农民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又能为农村社会主体提供更优质的市场化法律服务。在这方面，切实维护土地权益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然而，由于难以约束村干部的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敲诈勒索，提取的资源被他们消耗，造成基层政权内卷化。乡（镇）、县、市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应当统筹考虑农村村民生产、生活需求，突出节约集约用地导向，科学划定宅基地范围。

《规划》提出，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这种规模比西方国家一个家庭农场的规模还要小。

202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第126页。